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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是“气墨灵象”

美是“气墨灵象”

■吕国英

新时代、新的历史方位、美好生活、伟大梦想、伟大复兴、文化自信、中国精神、美丽中国、人类命运共同体、世界文明多样性……一组写进十九大报告的关键词汇,以崭新语言文字的排列与组合,用高远思想境界的寓意与构成,观宏大之物象,瞻正大之气象,立壮美之意象,呈审美之观象,既表达文明和谐世界,又展示精神价值世界,尤其呈现审美理想世界。

显然,和谐文明、精神价值、审美理想、艺术创作,皆与美的认知、美的引领、美的创造,相携同行,不可或缺;又与艺术审美、艺术表达、艺术呈现,相映成趣,相得益彰。换言之,在举步未来与远方的征程中,美学与艺术不仅不能缺席、不可替代,而且作为特别重要方面,尤需发展与建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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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美、说艺术,不能不谈美学。

谈美学,当追溯美学滥觞。美学起始,源自一个哲学追问,这就是著名的“柏拉图之问”。在《大希庇阿斯篇》中,柏拉图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区别了“美本身”与“美的事物”,并在《会饮篇》中规定“这种美是永恒的”“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”。如此,柏拉图完成了“美本身”作为哲学概念的创立,成为美学的元问题。

然而,非常遗憾又别有意味的是,柏拉图提出了“美”问题,又对之进行了“规定”,却就是没有给出答案。

事实是,两千多年来,难以计数的思想家、美学家,纷纷加入思考、解读与回答“美本身”的问题行列,但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,致使关于该问题的追问与思考,一直没有停息,这也让西方美学史几近成为“追问美”的历史,又使西方艺术史几近成为“追寻美”的历史。

那么,针对“美本身”,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,给出怎样的回答?对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,又具有怎样的意义?

依美学史观,这些“回答”集中体现在历代思想家、美学家的著述中。亚里士多德认为:美是理念、形式;巴尔塔萨认为:美是超自然的美感;贺拉斯认为:美是适宜;圣奥古斯丁认为:美是上帝无上的荣耀与光辉;休谟认为:美是快感;狄德罗认为:美在关系;康德认为:美在自由;黑格尔认为: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;叔本华认为:美是意志的直观显现;尼采认为:美是生命力的自我肯定,是强烈欲求之所系;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:美是生活;海德格尔认为:美在语言;克罗齐认为:美是人的直觉综合。王国维认为:美在境界;吕荧、高尔泰认为:美在主观;蔡仪认为:美在客观;朱光潜认为:美在主客观的统一;李泽厚认为: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。

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这些观点,按美学演变发展阶段,可概括为六大体系,即本体论美学、神学美学、文艺学美学、认识论美学、语言论美学、文化论美学。简言之,就是:美在本体、美在上帝、美在文艺、美在认知、美在语言、美在文化。这些体系或结论,或因唯心论、形而上学,或因所答(美的、美感、审美)非所问(美),或因这样或那样的“缺陷”,均非“美本身”问题的答案,也自然无法成为共识。然而,也正是这些多层面、多角度、多时空的探研与解读,让“美”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完整,也越来越接近于“完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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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美学演变,意在解读艺术现象与艺术演变。观艺术史论,有多少美的认知,就有多少关于美的艺术表达,就有多少艺术审美形式。

依“美”的追问史,西方艺术史几近是“美”的追寻史。中国美学在构建现代美学形态中,也有一批思想家加入“追问‘美’”的行列,中国艺术进入现代以来,自然就有了与西方艺术相向的“美”的追寻史。在这种追寻“美”的过程中,西方艺术出现了古典美术、宗教艺术、文艺复兴艺术、现代艺术、后现代、当代艺术,中国艺术出现了中西结合艺术、后现代艺术、当代艺术,包括“先锋派”文艺。

而检视艺术史,不难发现,一定的美学思想、艺术理念,总是引领、培育一定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形式;而一定的艺术形式,又总是诞生并皈依于一定的美学思想、艺术理念。并且,美学思想灵明、艺术理念创新,艺术就进步,就发展,以至走向辉煌。反之,则走向反面,呈现负审美,出现负能量,甚至给人类艺术文明带来压抑、桎梏乃至倒退。

哲学孕育美学,美学属于哲学分支,是艺术的哲学;美作为美学之“魂”,是艺术的对象,创造美是艺术的最高价值。如此,艺术与哲学,美学与艺术,哲学与美学,有着天然的联系,往往交织、甚至重叠一起。

中国古代没有学科形态的美学,但有独有的哲学、独特的美学概念和价值体系。中国古代哲学的独有性,在于“一分为三”“三生万物”。前者指宇宙万物皆由“阴、阳、中和”三种形态构成,强调守住中庸、摒弃两极;后者指“中和”这种第三形态产生、孕育万物,正所谓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。中国古代独特的美学概念和价值体系,源自中国古代独有的哲学、文化,体现在“气化流行、阴阳相成、虚实相生”的“宇宙观”;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“齐物观”;“‘满天星斗’,多元一体”的“天下观”;“美学理论、美学思想、审美文化”的“统一观”;“继承、发展、丰富”的“演进观”等,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与独有魅力。

中国文字源自物象,是形、音、义的统一,具有感目、悦耳、会心之“三美”。中国文化是“象”思维形态,犹如血液与基因一样,浸润、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与灵魂。美学、艺术、审美尤需“象”思维,又是典型的“象”思维。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,唯一没有中断、泯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,原因诸多,但艺术所承载的“象”思维,尤有特殊意义。

中国文艺史上,唐、宋两朝是前所未有、后难企及的两座高峰。前者文学成就鼎立丰碑,诗坛上出现了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等一批伟大诗人,创造了诗歌的最高辉煌;文坛上出现了韩愈、柳宗元等散文大家,开启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主要代表的散文大繁荣时代。后者美术成就创造巅峰,画坛上出现了郭熙、范宽、李唐、巨然、梁楷、赵佶、马远、李成、张择端、王希孟等一大批绘画大家,并在瓷艺、书法、音乐等领域皆矗丰碑。何以致此?两朝灵明的美学思想、至美的艺术理念功绩大焉。唐代文人所崇尚与追求的“幽居观天运”的时代情怀、“天然壮丽”的审美理想、“心胸澄明”的清静观照,是突出体现。而宋代凭借先秦、道家、诗经、屈骚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禅宗等美学思想,既承绪、改造,又锐意创新,创造与呈现了绝对单纯、极致简约的艺术之美。

美学思想决定艺术成就,世界文艺史亦演同样逻辑。最为典型的是欧洲文艺复兴,此时期的美学思想是崇尚自然美与人之美。薄伽丘、达·芬奇均认为:美在文艺,文艺反映现实生活。所以,出现了诸多彪炳艺术史册的艺术大师,创造了诸多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。俄罗斯与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高峰,也突出地呈现出因美学思想、艺术理念,所产生的特殊引领与推动作用。

古今中外,艺术文明演进中之停滞、非正常负向转向抑或倒退,甚至遭到灾难性破坏、损毁,也往往由哲学、美学思想与艺术审美问题所致,或者成为特别诱因。中国近代艺术尤其是明清绘画的严重程式化;二十世纪末、新世纪初以来出现的文艺乱象,毫无疑问,是美学思想的保守,师古、拟古乃至圣古,崇拜“先锋”与极致自我所致;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艺术,也是美学以神为至美、拜神权、抑人性、灭人欲等密切相联系;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亿万生灵涂炭,物质与精神文明几近尽毁,也与尼采哲学、美学思想被第三帝国利用,受到希特勒等战争狂人尊崇,成为其思想、行为“依据”“引领”与“影响”相关,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热议、学者所论争、学术所关注,也将成为永恒性话题,令世人永久反思与铭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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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学研究美、引领美,艺术实践表达美、创造美。显然,美学思想、艺术理念既决定美学研究,又引领艺术创作,一定意义上,后者尤其具有价值意义。

尽管,美学研究相对滞后于美学现象、艺术实践,但作为思想、理念、意识形态,又往往超越现象、超越实践,其结论、观点既来自于美学与艺术现象,又反过来引航与左右艺术审美、创作实践,既管根本,又管长远。

重提“柏拉图之问”,再论“美本身”,“轴心时代”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
雅斯贝尔斯在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中载论,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,是人类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,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,当时古代希腊、古代中国、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,有中国的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庄子等,有印度的乔达摩·悉达多等,有小亚细亚和希腊的荷马、泰勒斯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,他们以非凡的智慧,分别创立了重要的哲学学派,成为非凡的文化人物。需要深思的是,这些人类先哲,分处不同区域,却“不约而同”而又“各有侧重”地给出了人类急需的伟大智慧。

雅氏认为:这个时代(轴心时代)新东西比比皆是,人们非常相似地,开始意识到在整体中的存在。理性和道德的觉醒是该时代的显著标志,人类开始试图以自己理解的方式,来认识世界和自己。

无疑,“美本身”问题,就是轴心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一,“什么是美”的追问及“规定”,既是以“美”对世界的理解,也是由“美”对自我的认知。

20世纪初,随着王国维首次翻译并使用了“美学”“美感”“审美”“美育”“优美”“壮美”等西方现代美学基本词汇,“美本身”问题始入中国。包括梁启超、蔡元培、宗白华、朱光潜等在内的中国学者,最初仅仅是翻译、介绍西方美学,并在较长时间内试图回答“美本身”,几次美学大讨论并形成的四个学派,是为明证。

人类先哲曾感叹,我是谁,我们从哪里来,我们到哪里去?如今,人类面临同“轴心时代”相类似,且更广泛、更深远也更激荡的挑战,突出地体现在世界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、社会信息化、文化多样化,并且,挑战层出不穷、风险日益增多。在这种大变革、大调整、大动荡的挑战下,美学、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杂之态、纷乱之象。世界怎么了,我们怎么办?美学怎么了,艺术怎么办?自上世纪80年代,中国学者开始思考、构建具有本土意义的现代形态美学,提出“生命与生命美学”“超越‘生命美学’”等美学思考。

事实上,中国古典美学的显著特征,就是生命与超越生命的美学,这从儒、道、释的哲学中,尤其从庄子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里,均有酣畅淋漓的表达、展示与呈现。今日之超越,不仅是对西方诸美学的超越,也是对本土美学的重新认知,进而实现摒弃与超越。

显然,生命是一种存在,这种存在既是生物存在,也是社会存在,还是精神存在,这种存在既是统一体,也是同质体,体现并保证了生命的持续存在、代际延续与永恒演进。古今如此,中外同样。然而,不同的是,生命的社会性、精神性,而这种社会性、精神性正是生命的时代性。

如此,超越生命,就是超越生命的生物性、社会性、精神性,进入生命的时代社会性与精神性,并在精神性的时空里,进入灵性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是纯粹的、本真的、大美的,是真、善、美、爱的统一,也是真、善、美、爱的世界。

也如此,美在超越,美是超越生命的灵性境界,美是灵性境界中,生命之精神自由与价值意义的追求与实现。

美学研究美,艺术展现美、创造美。如何表达超越生命的灵性境界,如何以艺术语言创造灵性境界,这种形式语言又是怎样的艺术形态?

不言而喻,超越生命之美,需要超越艺术形式,而超越艺术形式者,气墨灵象也!

4

气墨灵象,承载优秀美学思想、艺术传统;创新美学形态、艺术理念;演进美学境界、艺术未来,引领艺术创作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。

何谓气墨灵象?概言之,既为“墨载象论”,亦为“象承墨道”,且“墨象一体、象墨合一”。展言论,气墨,从线墨、意墨、泼墨、朴墨等“笔墨”之审美境界走来,是笔墨语言的最高境界;灵象,历经物象、形象、易象、兴象、情象、意象、心象等“艺象”之艺术象境,是立象形式的极致形态;气墨·灵象形质一体、不可分割,且巅峰相合、境象相契。与墨、象形态演变发展相对应,文艺之形式语言经历了具象、意象、抽象,或者自然主义、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等过程。美学演进、艺术审美进入气墨灵象之境,是美学与艺术理想之必然,更是人类精神情怀进入灵性层级之所需。

前述曾论,“灵象”是象的远方,“气墨”是笔墨的未来,“气墨灵象”互为形式内容,“艺法灵象”揭示艺术本质规律。“气墨灵象”艺术论,承载哲学与美学新思想、艺术创作与审美新理念。从审美境界看,是艺术远方、超验境界;从形式语言论,是气墨之墨、灵象之象;从创作呈现谈,是高学大德、推挽攀援;从艺术未来言,是智慧领悟、造化之缘。

由此,气墨灵象是典型、极致的象思维,也属主客观、客主观的理式与心性思维,是哲学、美学的,也是艺术、文化的;是思想、理念、体系,也是形态、情境、存在;是心性之自由、审美之境界,也是创作之途径、艺术之物化。

感悟气墨灵象,需要智慧之高学、善美之大德,非经开智之灵慧、禅思之了悟等艰难过程。呈现气墨灵象,要有颠覆性思维、创造性技艺,尤需精神之升华、灵性之自在。而感悟与呈现,是为美学未来之建构,亦为艺术远方之眺瞻。

宿迁双拥17-12-28浏览(214字体: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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